路透博客

路透中文网编辑 李春晓/文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2日北京的气温最高只有零下5度，国家大剧院在这寒冷的一天迎来自己一周岁生日。为“回馈”民众，国家大剧院特举办“开业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寒冷的京城燃起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据各媒体报道，这次开放日得到公众的热烈响应，大剧院官网从11月22日就开始接受预约，到12月17日，一万张免费门票就被预订一空。

面对冒着瑟瑟寒风前来的热情观众，国家大剧院的领导明显深深被感动了，当日下午决定破例“无条件”向公众开放，参观者超过一万五千多人。

不过，“首个公众开放日”是啥意思? 难道开幕了一周年，国家大剧院都没有对公众开放过？

我就住在大剧院附近，夏天的时候吃完饭常去散步，每天傍晚，大剧院门口都能看到不少遛狗的、拍照的、欣赏风景的市民和游客，在风光宜人的“鸟蛋”周围享受闲暇时光。

不过鸟蛋和民众是有距离的，围绕水池一周被难看的塑料绳严严实实地圈起来，我曾越界试图接近水池，但立即遭到保安阻止。要进蛋里去就更不容易了，有次我带着两位从家乡过来旅游的亲戚，想带她们进大剧院看看，但刚走到门口被告知要收每人30元的“参观费”。

30元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至少也跟长安街对面的故宫的淡季票价齐平了，也足以让包括我和我亲戚在内的不少百姓停步。这也就难怪22日的“公众开放日”会引来如此众多的民众了。(原来这里所指的“公众”，其实是指“不付费”的公众罢了)。

参观费并不是说不可以收，同样消耗巨资、赫赫有名的悉尼歌剧院，也常年向游客出售参观票。但30元的参观费是否合理？这是根据什么标准制定的？是否符合市场规律？跟老百姓的文化消费水准匹配吗？

作为花了纳税人近30亿建成的国家大剧院，其性质定位是“公益性事业单位”，由“企业经营”，这意味着国家大剧院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但其运作经营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实行商业化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大剧院院长邓一江多次向媒体表示，“不以营利为目的，并不是不考虑它的经营成本”，而是“经营成本相对回收的情况下不以赚钱为目的”。

国家大剧院投入使用后每年的开支在7000万左右，不少人算过算术，如果大剧院将每张票的定价定在1000元以下，都意味着大剧院在做亏本买卖。

也许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大剧院不得不向已经花了30亿的纳税人再收取30元的参观费，它的“平民票价”仍让大部分平民们望而却步，每一次“站票”出售日都引来长龙，以及“公众参观日”爆棚的诸多现象了。

高雅艺术的经营从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是在基尼系数逼近50%的中国。因此“既要保持人民性”、“又要保持正常运作回收”成了大剧院领导班子的双重难题。当然，国家大剧院也不是第一个碰到这一困境的机构，高雅艺术在全球其实或多或少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同样是公益性质、历史悠久的巴黎歌剧院，在政府的资助下就常年低价出售它顶楼、楼厅和楼下的近 600 个站位，来满足穷学生们，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几乎每场演出都会设有15到25美元的低价票席，让低收入者也能欣赏到高雅艺术。

不可否认，坚持“高品位”、“高水准”、“高雅艺术”的“三高”定位的国家大剧院运行一年来在保持其“人民性”还是做了一些努力，比如推出30元的“站票”、举办低票位周末音乐会，举办一些艺术普及活动，不过这些活动和优惠实在太少太抢手，常“供不应求”，一出来就被“扫光”。

正如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陈佐湟所说，大剧院除了是一个演出机构外，更承担着“引领欣赏、普及艺术”的社会责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衡也曾表示，希望国家大剧院在培养观众方面能发挥作用，希望政府出台相应的措施，让更多的观众欣赏芭蕾舞。他说，“我们非常关注观众是否真正喜欢我们的表演，是不是真心掏口袋来看表演”。

2009年就要来了，我希望国家大剧院每周每场都有站票，我希望我花30元也能看上芭蕾舞，我希望从我家乡来，为大剧院打桩搬砖、在这里挥洒汗水的四川农民工也能走进音乐厅，我希望“公众开放日”天天都有…我想只有当今天有足够多的人能花30元看上天鹅湖时，10年后30年后才会有足够多的人“真心掏口袋“花300，500，1000元去看天鹅湖。而那时，国家大剧院才不仅仅是个“下金蛋的鸡”，真正成为“人民的大剧院”。（完）

路透中文网编辑 李春晓/文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金融危机来袭，最近许多媒体纷纷就“海归热潮”大作文章，国内各公司单位也趁机张开热情的怀抱，向海外的学子们频频示好。中国教育部预期2008年留学海归人数就将超过5万人，比2004年的2万5000人暴增一倍。从1978年中国开放留学以来至2007年，总海归人数才近32万，按照这个数字，今年的海归人数，将达改革开放以来海归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到底还还会有多少留学生们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定决心结束飘洋过海的生活、大规模回到祖国的怀抱呢？

对于准海龟们来说，归与不归，永远都是一个讨论的热点。今年8月，早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我便下定决心、加入了这波涛汹涌的海归队伍，毅然决然收拾行李，背上行囊，从大苹果纽约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归国半年不到，我被跃跃欲试、“蠢蠢欲动”的留在彼岸的朋友们问得最多的一句就是“感觉怎样呀”？

对于这个问题，真是很难有个黑白的答案。回国的Pros和Cons大概都可以各自列个一箩筐。留守派和海龟派虽然是各说各有理，但都可以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归纳，即“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理来解释，就是People always respond to incentives, (人们总是会对相应的刺激/鼓励作出反映)。一旦发现回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机遇或发展前景，要不动心也难。

我在美国从事金融业的朋友小陈这几天回北京休假。趁着在国内不长的两个星期，也找了一个面试的机会。虽然有海外的学历和经验，小陈的面试却来得毫不容易，为了能在面试上有所表现，他回到北京也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呼朋唤友，大吃大喝，而是乖乖地呆在家中勤奋准备。

朋友小陈和大多数准备海归的同学一样，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回国后收入。让他失望的是，虽然他的收入在美国算中等水平，当他把数字报给国内的一些猎头时，对方却表示很难match。最近甚至听说，以前对海归学子开出高价位的国内某些单位，因为海归人数迅速增加，已降低offer水准招人。我有点担心在海归们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对一些“高质量”的海归带来阻挠，产生“劣币淘汰良币”的恶果。不过，这依然是大多数海归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Are you willing to take the paycheck cut？

当然，收入水平的高低不能用绝对的数字来衡量，而是应放在相应的背景下进行比较。在经历1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虽然不及纽约贵，但生活起来也一点不便宜。对不少两手空空的海归们来说，具有吸引力的工作许多都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而要在中国这些越来越贵的大城市落地生根，除了吃喝拉撒购物消费，终究得面临买房的支出。在北京或上海供一套两居室的压力，丝毫不比你在美国肯德基州遥远的乡下供一栋大house的压力小了。(毕竟对很多人来说，买上一栋大house，“美国梦”就实现了一大半了啊。)

我另外一位至今“坚定留守”在华盛顿的老友Y，则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忧心忡忡。以前在国内一家电视台工作的Y约6年前赴美学习新闻，随后留在美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告诉我，一直留在国内的同事亲戚朋友，现在不是得癌症，就是被“三高”、“脂肪肝”等疾病缠身，甚至还有人英年早逝，而他到美国后却开始逐渐关注健康问题，除了每天坚持健身，还和太太一起吃上了素，几年下来瘦了几十斤，身体也好了，和当年出国时的胖子模样判若两人。如果要海归，除了相应的待遇和发展外，“环境”也成为Y君的首要考虑因素。

当然，对于和我一样的千千万万的小海龟们来说，回国的边际收益(marginal benefits)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可以照顾到日益老去的父母。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虽说现在交通发达了，出国容易了，能够跟随子女适应国外生活的父母还是凤毛麟角。我身边的许多朋友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出国读书，就意味着双亲无人照顾，在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完善到一定程度之前，“养儿防老”的文化依然根深蒂固，赡养老人的重任依然要落在儿女的肩头，对海归们最望眼欲穿的，其实还是父母。

不过在这个越来越“平”，越来越“自由”的世界里，海归了，也并不意味着永远就归了。我在伦敦留学的朋友H，本来毕业后已经回到了中国，过着舒服的小康生活，结果还是忍不住雾都的诱惑，前几天又一溜烟收拾行李跑回了英国，放话说打算在那边找工作。英国经济如此萧条，也丝毫没有影响她的激情。可见，要想留住真正的海归人才，国内的企业绝不能满足于这次金融海啸带来的“小便宜”。事实证明，”煮熟的鸭子”是随时可能飞掉的。

综上所述，鱼和熊掌永远不可兼得。归不归，何时归，对“准海龟”们来说永远都是一个难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有了海归，祖国必然会越来越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