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博客

中国经济主编 魏伦（Alan Wheatley）

路透北京1月5日电—中国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令海外资本家赞叹不已,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下农村依然贫困,企业生存维艰,文盲人口也在激增.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针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分析一针见血,批驳了那些相信中国崛起不可撼动,而此次经济下行只不过是暂时现象的论调.

黄亚生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表示,除非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中国一直以牺牲消费为代价,强调投资的城市型、国家驱动的经济,将面临怎样重新平衡的”严峻挑战”.

“未来的五年是关键时期,将决定中国能成为另一个东亚奇迹,还是另一个拉美式的愿景破灭和持续动荡的恶性循环,”黄亚生写道.

黄亚生并认为,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是因当时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农民那时终于确信,经商不再会坐牢.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总理朱熔基并不像他们的前任一样,有管理农业大省的经验.他们上任後开始改变80年代推行的一些有成果的农村政策试点,包括宽松信贷等.

黄亚生写道,这种政策上的转变导致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中国家庭收入增长落後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

随着GDP增长的成果大都流向了资本,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2005年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跌至相当于GDP的48%,低于1990年的53%,为世界比例最低国家之一.

中国居民从GDP增长中的收益越来越少,阻碍到个人消费,迫使政府大规模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弥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缺口.

他并写道,90年代增长模式的核心机制就是通过对农村施加重税,来资助城市发展.

新一代领导层的转变

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王志浩表示,黄亚生忽视了90年代政策取得的一些成就,比如对庞大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造以及推出银行业改革.

但他亦称，黄亚生对中国改革时期的剖析是重要和连贯的,但也令人沮丧.

王志浩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称,”也许这个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一系列政策给出综合的评论,其中的许多政策仍在被误用,同时他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

黄亚生搜集了大量数据以支持其论断,与实行企业资本主义的上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中国普通居民的福利未能跟上国家资本主义推动下GDP的增长步伐.

例如,医院病床的使用率在1988年高峰时为84.5%.而90年代则有所下降,因医疗保健费用愈发昂贵,在2002年,病床使用率曾触及57.4%的低位.无论是否巧合,这亦是江泽民在任的最後一年.到2005年,病床使用率则反弹至62.9%.

“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医疗改善状况与胡锦涛和温家宝成为新一代国家领导集体是一致的,”黄亚生表示.

他认为,中国开始修复其社会安全网络及转变忽视农村的态度,这应归功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

自胡锦涛于2002年就任国家主席以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农村年收入增长已恢复至5.5%,而此前1989-2001年仅为3.8%.而1978-1988年,农民实际年收入增长率为惊人的12.2%.

黄亚生认为,更广泛来看,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建立的政策平台是20年来最自由,也是最进步的.

但他认为不好的一面是,中国政府是通过修正政策目标取得了成果,而没有改变90年代的行政政策方法.

黄亚生称中国现在仍为”制高点”经济,即政府享受至高权利,尽管现在市场经济改革已进入第四个十年,国内私有经济所占比重仍极其微小.

黄亚生写道,”中国经济今天的许多特有问题,比如大规模污染、腐败、低效的资本配置、强占土地等,不通过较大的机构改革是无法解决的,特别是要改革中国的政治治理.”

黄亚生总结称,”目前为止,政策令人鼓舞.问题在于当前领导人能否真正以行践言–通过政治改革赋权于民.”(完)

– 编译 李然/郑及游/李慧君/尹嫄婷/石冠兰 译文审校 张荻/屈桂娟

路透北京12月31日电（记者 葛艾玛）—200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30周年。30年来，两国付出大量努力，共同建设了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

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疾风骤雨之下，目前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崛起中的经济大国正忙于拯救各自经济，无暇热烈庆祝。

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後，美国放弃了对台湾的外交承认，于1979年1月1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一个中国”。这标志着北京走出外交和经济孤立。

这也有助于推进和加速中国的改革。改革令中国以惊人的速度从一潭死水转变成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从历史上看，崛起中的强权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因此这是使很难处理的，”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美国前外交官谢淑丽(Susan Shirk)说道。“历史上，崛起中的强权几乎总是意味着战争。”

3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天安门事件、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海南撞机以及近年来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摩擦等多重考验。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已经承诺，将在中国出口补贴和汇率管制、人权以及劳动、环境和产品安全标准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多压力。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冒着考验两国关系的风险在贸易等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姿态，是因为两国失业率都快速上升、经济前景黯淡。

中国领导人可能正面临自1949年赢得内战以来最大的挑战之一。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上升，补贴和减税等帮助中国产品出口的捷径就显得日益吸引人。

在美国，由于楼价崩盘、民众养老金储蓄灰飞烟灭等问题严重，保护主义论调正在抬头。但是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表示，华盛顿仍相信共同利益将使得两国维持合作。

“他们正在支持我们。他们掌握大量美元，他们理解我们处在同一条船上。如果我们的经济出现问题，他们也会有问题。”雷德大使说。

政治裂痕

但是，美国信奉的民主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分歧加剧了两国的互不信任，可能令维持对话的努力受阻。

“基本问题和挑战是，两国政治体制存在着表象的和现实的差异，”爱荷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文方（音）说道。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度把美国当作盟友和启蒙源泉。“80年代曾广泛弥漫着一种天真的想法，把美国视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没有腐败、思想活跃的发达社会典范，”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Kenneth Leiberthal)说道。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美国的态度令中国官方从这种幻想中警醒。

而对于许多普通中国人而言，对美国的怀疑则始于10年之後，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事件。华盛顿宣称这是过时地图导致的失误，但是中国并不接受这一说辞。

美国政府要说服全国上下保持对华良好关系也不是易事，尤其是在苏联垮台、消除了华盛顿和北京的共同敌人之後。对于即将下台的布什政府来说，修复中美关系日益被视为其少有的几项外交业绩之一。

崭露头角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全球政治影响力日增，中国越来越多地发现，经济利益成为其战略考虑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一向采取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

为获得资源，中国公司不断进军非洲和拉丁美洲，後者传统上被认为华盛顿的“後院”。尽管中方声称其动作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但中国与委内瑞拉等国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在美国引发忧虑。

中国还在通过海外维和行动谨慎地展现军事实力，其维和部队出现在海地和达尔富尔等热点地区。最近，中国海军还远征非洲，参与在索马里海域防范海盗的国际行动。

而台湾一向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环节。自国民党马英九当选台湾领导人以来，海峡两岸关系明显升温。但台湾仍有不少人追求正式独立，仍可能使台湾海峡成为亚洲冲突高危点。

“台独可能摧毁台海和平，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陶文钊最近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完）

翻译：程华 发稿：王丰

12月18日是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中共领导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纪念这个大日子.胡锦涛主席在纪念大会表示,希望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愿景甚佳,值得全力以赴,但长达40年,对很多人来说,毕竟太遥远了.但愿在这个宏图之外,还有较清晰的路线图,让人民可以积极参与其中,让这个伟大目标有更大的成功机会.

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有目共睹,只是,中国同时亦付出沉重的代价.1、粗放式经济发展,破坏环境.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但却不顾制造业对环境的损害,实行“先污染,後治理”.2、社会道德信仰迷失,赚钱及经济发展成为唯一社会目标,结果中国产品造假问题日趋严重,令“中国制造”的招牌变为劣货假货的代名词.3、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安.经济起飞,造就了贪官污吏,高级官员涉及天文数字金钱的贪污案而下台的消息,不绝于耳.社会民生及福利制度的落後,造成贫富不均,城乡经济差距严重,群众运动愈演愈烈.4、政制停滞不前,人权不彰.政制改革严重滞後,国民以民主方式选举领导人,遥遥无期,多党制更是触碰不得的政治禁忌.人权问题未有明显改善,维权人士不时受到干扰,异见人士动辄被监视.5、言论、新闻自由寸进,与改革开放不相称.

言论与新闻自由落後,是改革开放最大败笔之一,上述种种社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贪污腐败、贫富不均、人权不彰等,若没有了新闻自由,没有了舆论监督,问题不会被揭露,单靠中共自我修正,不可能得到完善.若社会问题积累至临界点,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中国政府必须正视,尽快改善.3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也要进入另一个台阶,但愿在下一个30年,中国不单在物质文明的改进上取得成就,而是能真正实行可持续发展、重建社会道德、杜绝假货,更能成功建立民主制度,尊重人权,并保障人民的言论及新闻自由,成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和谐的国家.(A04)

注:以上的评论仅为摘要,并且不代表路透立场.

路透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 Lucy Hornby）—中国用差不多30年时间建立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经济体系，然後又花了30年来解构这一体系。这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背景。

北京胡同里的生活场景最能体现这种历史沧桑。心怀淘金梦的“北漂”农民工们，与倒闭工厂的工人们在胡同里比邻而居。工人们再也不能依靠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体制，而这个体制曾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

在过去15年里，中国涌现出人数数以百万计的流动劳动大军。共产党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为他们创建一个新的社保体系，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失业率可能大幅攀升的形势下就更是如此。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得到了快速发展，已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这个国家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才刚刚开始缓慢建立。

和成百上千万名在城市打拼的打工族一样，杨朝美（音）也在中国不健全的社保体系中挣扎着。她需要再等两年，才能拿到每月200元人民币的养老补贴。

她靠卖拖鞋为生，没有稳定的福利收入。自称有工作的儿子在一旁抽着烟，有时还能帮上母亲一把。

杨朝美所在的单位早就倒闭了。“退休金时断时续，” 她说，“申请福利？嗨，我要是知道该怎麽申请就好了。”

**铁饭碗不复存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生活完全依靠国有企业，这被称为“铁饭碗”。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工厂倒闭、工人下岗，这一切都变了。

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後一道安全网”——最低生活保障，是发给那些最贫困人群的。“低保”这个词显然不太好听。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Dorothy Solinger认为，当局之所以密切关注低保户，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出现冒领现象，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这些社会最底层民众制造麻烦。

Solinger认为，低保发放程序让人们“保持在政治上的被动性和在社会上的边缘化。他们和其他低保户接触非常少，也许因为感觉没面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据新华社上个月报导，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中国将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与养老保障制度，以实现社保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一步。

而整个社保蓝图的目标是在2049年“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上世纪90年代初，低保制度首先在一些富裕的中国城市推行。90年代末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大潮过後，中央政府将低保制度推广到所有的城市。如今，政府又要将其推广到农村。

在一个破旧的胡同里，一名穿着睡衣的48岁妇女说：“现在没有人会因为拿低保而感到特别不好意思。他们一开始可能还会这麽想，但如今社会已有很大变化，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了。” （完）

翻译：高虹 发稿：段晓冬

中国经济主编 魏伦(Alan Wheatley); 编译 李慧君/尹嫄婷/李然/郑及游

路透北京12月8日电—也许在数月前,可能还没有人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即将成为过去的2008年,值得铭记的或许并不是北京8月的奥运盛会或是5月的四川震灾,而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但这也只是”或许”,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投资、出口和重工业的依赖仍不容忽视.

毕竟,在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里,正是上述这些驱动力,才令中国经济得以享有每年10%的快速增长,并帮助数以亿计的民众脱离贫困.

中国经济增长若想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转由国内需求拉动,则可能是”说易行难”.

出口需求急剧放缓已导致中国成千上万的工厂倒闭,并令国人信心遭受沉重打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此前就曾强调,”能不能变(国际金融危机)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我们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中国已意识到有必要自食其力.

周一开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料将在部署2009年经济工作中,密切关注扩大国内消费的议题.

这个任务也是非常艰巨.去年中国居民消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3%,为和平时期主要经济体的最低水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比重超过50%.

与之相比,去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则为72%.如果说美国人是为了全球经济平衡而过度消费,那麽中国的节俭程度则已达到了新的极限.这种局面需要改变.

中国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宣布,明年将在全国全面推广财政补贴”家电下乡”工作,对农民购买彩电、冰箱(冰柜)、手机、洗衣机等四类产品,按产品销售价格的13%给予财政补贴.[ID:nCN0695148]

苏格兰皇家银行经济学家贝哲民表示,此举表明中国已开始挖掘其自身的消费潜力.

最先在少数省份的试点工程就已推动家用电器销售量增长了40%.

贝哲民表示,”制造商正在由针对美国消费者而转向中国农村消费者,这是全球经济重新平衡过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里程碑.”

“但这亦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无法挽救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但可能将在未来的10年内影响世界经济格局.”他补充道.

**多花钱,少浪费**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给公务员加薪、提高住房补贴和最低收入保障,并加大在医疗、退休金及教育等支出,这些措施都将与其他议题一道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中进行讨论,其目标都在于使民众少一些花钱的顾虑.

但同时也有怀疑意见指出,如果政府真正下决心增加可支配收入,为何医疗和教育两项财政预算仍显少得可怜?就目前来看,仅这两项支出就可让大多数中国人掏空腰包.

中国每年在医疗与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仅分别相当于GDP的1.8%与2.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在11月初中央推出的4万亿(兆)元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中,仅有1%的资金会花在这两个项目上.

对此,较为在理的解释之一是,中国还不具备相应的保障机构,来保证新增资金能被妥善使用而不致浪费.

用水泥造卫生所非常简单–困难的是培训医生和护士,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完善的医疗保障计划.这比保证新增资金不被一点一点浪费要难得多.

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Calla Wiemer表示,中国近年来致力于将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由乡镇级别向人员素质更佳的县级转移,其成果引人瞩目.

她在评论文章中称,去年一年中,全国有86%的县建立了合作医疗计划.

“虽然从人均花费上来说这并不突出–目前,中国每年的人均公共医疗支出不到10美元–但从管理能力建设方面来说,其意义非常重大.”Wiemer在文中表示.

**不能只靠基建扩大公共支出**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杜大伟亦有类似观点.

杜大伟认为,”当前的体制结构更适合于大幅并有效地加大财政开支,这是有效的财政刺激,并能推动社会整体发展.”

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有一些学者却担忧,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足以胜任从基建投资到增加社会支出的转变.

美国耶鲁大学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通过降低税收或增加公共支出等方式,将财政收入用之于民的做法,并不是当前政府首要考虑,所以中国经济刺激方案集中于道路和铁路建设.

陈志武表示,”官员首要是对其上级负责;而对上级来说,最容易评价的自然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到的项目.”

过去30年,通过国有化和税收等将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方式确实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但造成了个人消费不足,难以支撑自身可持续成长.为此陈志武认为,中国必须设法提高民众收入和财务上的安全感.

“国家建设不光要靠基础设施建设,”陈志武说道.(完)

–译文审校 张喜良/张荻/曾祥进

路透北京12月9日电(记者Ian Ransom)—北京市民赵然(音)的父亲在成长过程中，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而他的儿子愁的却是该不该买辆车，是去美国留学还是努力发展他刚刚起步的蛇药生意。

这位25岁的公司职员是3.6亿1978年後生人中的一员。1978年，中国正式启动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蔚为壮观的30年巨大发展就此开始，亿万中国人从此开始摆脱贫困。

和其他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朋友一样，赵然对自己小时候家里的贫困拮据印象模糊，更多的是享受着他父母之前做梦都梦不到的特权和自由。

赵然在北京一家精致茶餐厅说：“我爸爸说他像我这麽大的时候，他觉得中国只有穷。现在，他惊讶于（中国）数百万计的有车族。”

“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是中国媒体用来歌颂共产党经济领导力的契机，一些学者借此呼吁中国进行更广泛的政治改革。

然而对于中国很多成长于物质相对富裕时代的年轻人来说，这个纪念日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在英国攻读商业硕士的Sarah Lai说：“对我而言，30周年纪念没什麽大不了的，因为10年後又会有40周年纪念，20年後又会有50周年纪念。”

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中国政府管制的放松，为中国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娱乐方式，而且也渐渐地让他们有了消费能力。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政治分析人士Jeffrey Wasserstrom表示，这也造成了认为好日子将继续下去的危险预期，即使是在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现经济放缓以及就业市场萎缩的情况下。

Wasserstrom表示：“真正的挑战将不会来自那些短期内被落在後面的人，而来自人们不再怀抱预期，认为经济将继续发展很多年并且可从中受益。”

“年轻人将会有一种挫败感，认为他们不再有机会参与经济增长，错过了好时代——这可能会成为一种不安定因素。”

**对大学的挑战**

全球经济的疲软迫使企业裁员减薪，中国政府已经发出警告称，明年中国的失业率将会上升。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成为了中国政府力求稳定的头等大事。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称：“青年在总人口中比例的下降和年轻闲置劳动力比例上升是中国青年就业中最大的两个矛盾因素。”

大学毕业生已经被告知要降低对工作和薪水的预期。但事实证明，当他们感到自己被愚弄的时候，他们不会有丝毫的容忍。

最近几年，中国的大学校园发生了一些学生抗议事件，事件的起因往往和他们学历文凭的资格和分类有关。

改革开放30周年或许对78後年轻人来说不意味着什麽。对于努力构建和维护“和谐社会”的中共来说，可能还有更敏感的纪念活动在等待着他们。

分析人士表示，现在的待业年轻人若想发泄不满，很可能不会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即使在经济迅速恶化时期。

“目前中国年轻人的无助感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情况很不一样，”香港大学新闻媒体研究中心的Rebecca MacKinnon表示。“他们的挫败感更接近于那些遭遇经济衰退国家的人。”

赵然表示，随着更多人上网，以及更多人意识到社会种种问题的存在，年轻人更愿意在网络博客上发泄，而不是到街上游行。“不论怎样，我自己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在变好，这就足够了。所以我不是很关心政治问题。”（完）

翻译：靳怡雯 发稿：金红梅

（Jonathan Sharp曾于1972-1974年间担任路透社驻北京记者，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创伤。他当年看到的是一个贫困、孤立的国家，艰难地摸索前进的道路。如今，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30年後，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交通拥挤、高楼林立、物欲横流的超级大都市。）

路透香港12月8日电(记者Jonathan Sharp)—在物欲横流的今日中国，但你可能很难想象，35年前，在北京最大的百货公司，唯一可见的进口货就是阿尔巴尼亚产的香烟。

当年，在相当于纽约第五大道或伦敦牛津街的北京交通要道上，穿流不息的是自行车，偶尔才能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

无疑，20世纪70年代初，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尚未启动时，中国人民的生活异常俭朴，甚至贫乏。但这种表面上的平静是具有迷惑性的。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里，一场将决定中国命运的大规模斗争似乎即将上演。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才正式结束。但事实上，外国记者写于70年代初的报导似乎认为，文化大革命早在1969年就结束了。当年，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官员对此也未加纠正。

在外国观察家眼中，共产党内部顽固派和温和派的激烈斗争仍然如火如荼。那些试图通过些微迹象解读中国政治的人士认为，这一冲突是由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强硬左派煽动起来的，而另一个较为温和的集团被认为由总理周恩来领导。

最初，江青和她领导的“四人帮”看起来似乎处于上风。

**解读中国政治**

中国广大民众早已对暴戾的斗争言论见怪不怪，他们害怕因言获罪，小心翼翼地通过贴遍街头的《人民日报》，了解关于这场斗争的蛛丝马迹。

当时《人民日报》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两大“罪人”：一个是林彪，他在1971年试图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在叛逃中死于飞机失事。

而另一个“十恶不赦者”则是已经过世2500年、为中国定下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大圣人孔子。这不禁让人倍感疑惑。

但中国人却深谙此间深意。况且，多数老百姓自顾不暇，哪里知道权力顶层发生的内幕故事。对于外界观察家来说，“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虽然不至于穷困潦倒，但却平凡而沉闷，而且往往是通过配给的必需品而维持。

政府对“铁饭碗”制度感到骄傲不已，尽管铁饭碗里并没有太多东西。政府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基本生活所需，从教育、医疗、到住房，都价格低廉。市面上有的物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平均分配的。

当年的北京人，似乎并不会饿肚子。孩子们脸蛋红扑扑，餐馆生意兴隆。百货商店货架满满，尽管当今习以为常的商品还难寻踪影。

北京街头弥漫的气味，来自洗得泛白的陈旧衣物，以及单调饭菜中用来调味的大蒜。在这个单调灰暗的世界里，只有人们佩戴的毛泽东像章提供了一点鲜艳色彩。

娱乐生活夸张而空洞，除了获得江青首肯的、怪诞的“革命样板戏”以外乏善可陈。

**大倒退**

外国人都被严格监视，敬而远之。在京郊十三陵，一位女性农民了搭外国记者的一程车，甚至都被印度外交官写进自己的报告，认为这代表了中国人对外国人态度的剧变。

中国的广大乡村人口仍旧被划分在无数公社中。公社制度建立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这场浩大的运动实际上成为“大倒退”，上千万人口死于随後的饥荒。

人们的眼界仍旧十分有限。外国人遇到的往往是怀疑的眼光，甚至引发不安。有一次，一车外国记者来到哈尔滨采访，围观者人山人海。

中国人的生活受到政府“无微不至”的管理。家常琐事都需要居委会的批准，“县官不如现管。”

城市中的大片区域仍旧是禁地，甚至包括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历史博物馆；估计是领导人们还没拿定主意，究竟向公众展示哪个版本的历史。

首都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似乎都处于半瘫痪状态，几乎看不到任何经济发展的迹象。但在北京也有例外，就是在政府为外国人划出的区域：随着外国使节和商人纷至沓来，供他们居住的高层住宅纷纷拔地而起。

此时，西方各国正争先恐後地敲响北京的大门。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来访，1973年初即在北京开设了美国联络办公室，距正式大使级外交关系只差一步。首任代表是颇具政治家风范的大卫・布鲁斯。1974年，乔治.H.W.布什接任。

当年的明星访客包括美国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她在1973年5.1劳动节节与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手挽手走过北京的一个公园。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的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令中国观众如痴如醉。

中国发生的变化触手可及，但变化的速度却如同冰川融化。波音707飞机和英国三叉戟飞机开始出现在中国空旷的机场上，北京饭店修建了新楼，里面出现了酒吧和自动门等新鲜事物。

1973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外交部的新闻官员们用胳膊肘捅捅外国记者，悄悄告诉他们，即将发生大新闻。

“大新闻”的主人公是一位身材矮小，留平头的男子。这位曾经举足轻重的人物遭受打击，已经多年未公开露面。复出之後，他面前仍有数场恶战要打，但最终，他将成为中国20世纪最波澜壮阔的变革的带头人。

他就是邓小平。（完）

翻译：靳怡雯 发稿：王丰

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 林洸耀/文

（林洸耀祖籍福建厦门，在菲律宾出生长大，1991年加入路透社。他二十六年的记者生涯与中国紧密相连 ，曾常驻台北15年，北京11年。他于2008年7月起担任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

80年代初期，台湾邓丽君的歌曲传入中国大陆，仿佛一股清风迎面吹向当时刚刚走出十年动乱的中国百姓。可是这阵清风却吹得当时的保守派战战兢兢，并明令禁止公开播放她的歌曲。他们指斥邓的歌是低级趣味，腐朽颓废，称之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他们甚至担心，如果任其恣意泛滥，中国将会发生和平演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想这一幕，还有一些当时觉得可怕的事情，现在都感到可笑。同样，放眼未来，现在中国的一些禁忌话题，将来回头看看，会不会也觉得幼稚呢？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提并论的。新中国已从建国以来的“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舞台上颇具分量的角色。而30年的经济发展带给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除了中国人在衣食住行上的改变外，更是思想观念的变化。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