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博客

路透北京记者站分析员 余乐/文

近日，一篇名为《美国校长炮轰中国高校》的文章仍在无数网站、论坛上被疯狂转载。这篇文章据说为前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所撰写的文章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批得一无是处，并且语言火爆激烈，不留情面，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大讨论。文中被热炒的语句包括：

（2009年6月4日，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内的毛泽东雕像。 摄影：路透/Nir Elias） (more…)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路透社北京分社研究员  余乐/文

今天是7月2日，距离贾昊校友的离去已经有四天，北京各大媒体及网站仍未见任何报道。当然，一名大学生的自杀是否值得媒体关注，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从媒体既往的表现来看，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认为贾昊同学的死不值得报道。

在北京本地媒体的眼中，北大无小事。几年前，北大一名女生在云南旅游时遇车祸去世，这样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情，只因死者名前的“北大”二字，便引来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华夏时报》更是不惜派出记者采用欺骗式的采访方式，套取所谓的“独家新闻”，并令人匪夷所思地放在当天头版头条的位置。相比之下，贾昊同学在即将毕业之际选择放弃生命，并且其死很可能与其导师有关，这样一件事情显然更应引起公众关注的事情，却被所有媒体一致无视。这毫无疑问是北大新闻学院封锁消息的结果。 (more…)

路透社北京记者站研究员 余乐/文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继 “很黄很暴力”的张殊凡后，又一名央视采访对象托“人肉搜索”的福一夜成名了。这位名叫高也的大学生在昨晚的《焦点访谈》中面对镜头大谈谷歌黄色信息对青少年的危害，仅几个小时后，其在“校内网”和新浪上的个人主页就被网友曝光。其中信息显示，高也目前正在《焦点访谈》栏目组实习。大多数网友据此认为高也是《焦点访谈》安排的托，并发出了“做人不能太高也”的呼吁。今天，高也已经将自己的博客文章全部删除。

网民们的推理是这样的：《焦点访谈》要做一期谴责谷歌的节目，要找一个学生痛诉黄色信息的危害，于是就找到了正在栏目组实习的高也，让他说一番事先安排好的话，又方便又达到了目的。这样的逻辑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也存在漏洞：高也既然是在实习，那么说明他除了焦点访谈工作人员的身份之外，确实也拥有大学生的身份，而且，我们无法证明高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就不是他的心里话。因此，不能排除高也以真实身份，说了真话的可能。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假设高也说的不是《焦点访谈》想要的话，那么他的采访就不会被播出。“观念先行”的新闻操作模式并不是CCTV的专利。绝大多数记者在写稿时，都会在不同的采访记录中有意无意地选择出自己最“喜欢”的写到文章之中。比如某个记者要写一篇《金融危机影响餐饮业》的文章，然后采访了十家餐馆，可能其中九家都表示自己生意没受影响，但最后出现在文章中的一定是受了影响的那一家。 (more…)

路透社北京分社研究员 余乐/文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随着两会的召开，关于五一黄金周的存废之争急剧升温。有报道称，广东、重庆均准备恢复黄金周，更有代表委员建议将其扩展至全国。由此，刚刚废除了仅一年的黄金周大有全面复辟之势。当然，争论中也不乏反对派的声音，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更是因其反对派领袖的身份而一炮走红。

蔡教授认为，“黄金周最初的使命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启动内需”，而现在其拉动内需的作用已经不明显了，因此“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同时，“节假日毕竟是奢侈品，多放一天假，少干一天活，创造的财富也会相应减少；西方国家法定假日不会多过我们10天，但我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人家的1/20；法定假日总量和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不可能随意增加”。

（右图：2007年11月26日，一名导游带领游客游览海南三亚南山景区。摄影：路透/Nir Elias）

赞成派则认为，在目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恢复黄金周有助于刺激旅游业，拉动经济增长。事实上，广东和重庆在申请恢复黄金周时也都公开申明其目的主要就是刺激旅游业。

在我看来，这样一场争论已经无所谓谁是谁非，因为其出发点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果说黄金周的存废取决于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那么这本身就是黄金周制度的真正享有者–广大劳动人民的悲哀。 (more…)

路透社北京分社研究员 余乐/文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这几天，一篇名为《京沪高速47辆车连环相撞特大惨祸》的帖子在各大ＢＢＳ、博客上流传。帖子中叙述了２月１１日发生京沪高速山东省苍山段的特大交通事故，并配有多张据称为现场照片的图片。图片中之惨状难以用语言描述，甚至有两张照片显示出车祸遇难者已经当场被烧成了骷髅。

关于这起车祸，迄今为止只见到官方媒体的一篇报道，只有以下寥寥数语： (more…)

路透社北京分社研究员 余乐/文

2月15日，一则名为《老板手头紧让五情妇PK》的报道见诸网络，引起轰动。这篇报道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某老板因遭遇经济危机无力供养五名情妇，遂采取“超女”的形式，通过形象评比、才艺展示等三关选拔，留下一名胜利者继续保养。不料首轮就遭淘汰的情妇心存不满，趁带领大家一起郊游的机会开车冲下悬崖，导致一死五伤。

就在网友们热烈讨论这场“情妇PK”的是与非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刊登这则新闻的《半岛都市报》发出致歉声明，称该新闻系根据知音杂志励志刊的一篇《1死5伤！花心老板紧急“裁减”二奶酿惨祸》的文章抄袭改写而成，并已将才写这篇新闻的记者解聘。至此，一个月内第二出源自青岛的假新闻滑稽大戏落下大幕。（见本人早些时候的博文《一则假新闻的诞生》） (more…)

路透社北京分社研究员 余乐/文

近几天一则名为“中国海军护航舰队将不明跟踪潜艇逼出水面”的新闻见诸于各大媒体。该文的大致内容为：我军赴索马里水域执行护航任务的舰队遭到不明身份潜艇的跟踪，我军舰与之斗智斗勇，最终成功逼其浮出水面逃走。该报道并未指出潜艇的国籍，但许多网站在配图时均配上了“印度海军基洛级潜艇”的资料图片。更有消息称，《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报纸也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一时间，中印之间的这次军事较量成为“铁血”、“强国”、“新浪军事” 等各大论坛上网友热议的焦点。爱国网友们纷纷对我军的英勇善战大加赞扬，并对“阿三”的低能加猥琐表示鄙视。

但问题是：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如何？是不是又一次“意淫强国行动”？

人民网、新浪、央视国际、凤凰网、联合早报网等一大批具有良好声誉的网站均转载了这条消息，但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看，此消息仍有许多重大的可疑之处，其中的每一条都是足以致命的硬伤：

首先，这则消息没有任何明确的消息来源；第二，消息中声明此事发生在1月15日，但各大媒体热炒却发生在2月初。为何这半个月内未见对此事的报道？第三，该文的笔法过于写意，不但缺乏新闻的基本要素，而且语言很不严谨（比如把潜艇比做大黑鲨之类），更像是在写小说。

最后一条，也是最使人生疑的一条，就是该新闻属于典型的“孤证不立”，即所有媒体的报道均源自同一篇文章，再无其他报道予以佐证。经查，同时期内的外国媒体，包括印度媒体在内也无一家报道此事。如果真的发生了如此轰动性的事件，为何中国政府、军方、新华社，以及外国各大媒体等都对此缄口不言？为此，笔者对该消息的源头进行了一番调查，现将结果告之读者： (more…)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路透立场)
路透社北京分社研究员 余乐/文

辞旧迎新之际，总是媒体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之时。的确，2008年中国着实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小情，涌现出了形色各异的新闻人物，诞生了诸多很雷很山寨的名人名言，如“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做了三个俯卧撑”、“你们算个屁”等等，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如果要从这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闻事件中找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来，做为过去一年的最佳注解的话，我认为非“谢亚龙下课”莫属。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取信息，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将其遗忘。无论多么大的新闻，莫说上个月，上个星期，就算是昨天还俨然街头巷尾的谈资，占据人民大众的口舌之端，今天都完全有可能被更新更黄更暴力的事件打入冷宫。“谢亚龙下课”对于刚刚跨入2009年的我们来说已经显得有些陌生，但就在几个月前它还曾经是全国人民最喜闻乐见，流行度最高的语录之一。

谢主席的名字出现在中国足球队参加的比赛中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出现在巴西和阿根廷队的奥运会决赛中，让球王马拉多纳都摸不着头脑，最多也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但其在网络和现实中的疯狂蔓延之势远不止此，令人瞠目结舌。记得当时一篇以“谢亚龙下课！”为题目的帖子名列某著名BBS的当日十大之中，而该篇帖子的内容和众多网友的回帖竟然都只是简单地重复“谢亚龙下课！”这句话，而毫无实际内容。许多人的网络签名档换成了“谢亚龙下课！”，报纸上与体育完全没关系的文章末尾要加一句“谢亚龙下课！”，就练熟人见面问候语也改成了：“谢亚龙下课！”，大有取代“您吃了吗？”的趋势。

千万不要小看了“谢亚龙下课”的力量。它的贡献绝不仅仅是使亿万郁闷了几十年的中国球迷一抒胸中之臆，也不仅仅是让上至体育总局的崔大林副局长，下至“球霸”李玮峰的诸多中国足球工作者们有了个“顶雷”之人，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谢亚龙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被广大人民群众公开要求下台，且此要求未遭任何形式打击报复的国家高级官员。

谢亚龙先生身居国家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之职，属于正局级干部。虽说在北京这个地方人外有人，但也别拿正局级不当干粮。要知道，从局级往上就属于“高干” 了，可以享受种种特殊待遇，更何况地方上，不要说正局级（相当于地级市市长），就是比之级别低很多的官员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达官显贵，要不酒后打护士的海南省林业厅某大人怎么会在被逼急了之后说出一句：“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是处级干部”这样的话呢？

中国历来有官威不可侵犯的传统，只有上级干部有资格批评下级干部，老百姓批评父母官则多多少少属于禁忌的范畴。时至今日，仍时有普通人因“说领导坏话”而招致牢狱之灾。因篇幅所限，就不再祥举其例。至于说上万人在万众瞩目的公开场合，在全球电视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齐声呐喊，指名道姓的要求一名正局级干部下台，且未受到任何形势的阻拦、劝导和秋后算账，更是闻所未闻、不可想像之情景。而这种情景，就借着奥运的东风、国足的臭脚和谢亚龙先生的个人牺牲而实现了，且可能收到了效果（谢亚龙虽然没有被正式免职，但自奥运会结束至今一直没有履职）。这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走向言论自由，社会更加开放、宽容的重大标志。

那么，为中国社会进步当了一把垫脚石的谢亚龙同志冤吗？从某种角度说是的，而且是很冤。首先，中国足球踢得臭，主要应归咎于体制。责任显然不能由谢亚龙一个人承担。其次，谢亚龙至少是一个勤勤恳恳，认真敬业的干部，他的错误充其量也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没有完成工作任务而已，对社会的危害也仅仅是让广大球迷不爽而已（兴许广大球迷反而骂得挺爽）。这与那些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官员相比，简直好到天上去了。如果这样的干部也要被千万人高呼下课，那很多干部完全可以被枪毙好几万次了。

谢亚龙之所以蒙受此冤，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足协的尊严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足协本身是一个名义上的民间组织，足管中心才是政府机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谢亚龙平时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足协专职副主席。同时，体育毕竟不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事业，体育官员被喊下课不至于弄出太大的乱子。因此，喊谢亚龙下课要比喊其他高干下课安全系数大得多。更何况在体育场这么一个环境里，上万人一起喊，就更是法不责众了。

第二，许多地方官员可能都存在着懒政、庸政、乱政的问题，但是由于政府信息不够透明，老百姓对这些问题无从知晓。谢亚龙则身居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局级单位，长期曝光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其一言一行都会在极短时间内传遍全国，接受亿万网民的审查。从这个角度讲，大部分官员只需要糊弄好上级就可以稳坐钓鱼台，而谢主席则必须在糊弄好上级的同时糊弄全国人民，这个难度就太大了，就是神仙来了也不一定能做得好。一句话：想不下课都难。

谢亚龙同志虽然有点冤，但是牺牲他一人，造福了中国足球事业。倒不是说他的下课必然导致中国足球的振兴，但其下课的过程和原因必然会引起继任者和上级的深思。他们一定会想，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让球迷满意，免得自己也重蹈下课的覆辙。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的执政能力、服务意识就会得到提高。因此，如果我们所有的政府部门和领导也能像谢亚龙同志学习，更加宽容地对待来自民间的批评意见，甚至是下课呼声，更加开放地对待媒体和群众的监督和质询，政府的执政能力一定能上一个台阶，能让群众更加满意。

有人说2008年是奥运年，有人说是灾难年，也有人说是中国公民意识觉醒的一年。我最赞同的是后者，因为无论是在奥运会期间、地震灾难面前，还是瓮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之中，我们都能看到公民意识觉醒的迹象。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对此缺乏准备，也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公民在表达自己的诉求时往往引发出暴力事件，出现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在这个方面，“谢亚龙下课”无疑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表率作用：群众用理性、和平的方式，有效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政府部门平静地接受了诉求，并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这种模式能够推而广之，肯定是中国的一大幸事。

因此，我愿意在这里重复一遍我心目中2008年最激动人心的一句话：

谢亚龙下课！（完）

路透社北京分社研究员 余乐/文

据媒体报道，陕西凤县为发展以羌族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业，发出通知鼓励群众“恢复”羌族成分，而且是只要本人认为自己“疑似”羌族就可以申请。报道称目前申请“汉改羌”的居民已有一千多人，而凤县12万人口中目前只有300多人登记为羌族。消息一出，舆论大哗。
羌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如今的人口只有30万（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凤县本不是羌人聚居的大县，如果其他相关县市也“借鉴”他们的做法，很可能会使羌族人口瞬间大增，甚至翻倍。添丁进口本是喜事，但问题是，这些新增加的人真的是羌族吗？
诚然，经过多少世代的混居和通婚，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无论是在血统、外貌，还是在语言、风俗习惯上都已经没有太明显的区别，以至于有些人说不清楚自己是哪一族；为高考加分或生二胎而更改民族的个案也常有耳闻，但那起码还要能在直系亲属中找得出少数民族来才可以，而这种由政府主导，为经济利益而“英雄不问出身”的集体改民族行为仍是令人匪夷所思。
仔细想来，这世界上好像还真没有什么不能改的。前不久CBA爆发的“年龄门”事件就揭露出几十名球员在自己的年龄上作假。易建联的年龄之谜更是受到美国媒体的穷追猛打。在体育圈里，青少年运动员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而更改年龄、“以大打小”的做法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潜规则，甚至年龄真实的球员反倒成了“怪人”。
可以改的还有姓名。当年父母曾经为了让我提前一年上学，让我拿着一个远方表哥的户口本登记学籍。知道今后六年都不得不使用一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名字时，我在报名现场大哭大闹，父母也就没有强求。不过，报纸电视上各种冒名顶替的新闻也是时常可见。
地名也不例外。历史上的地名变迁很多，也很正常。但现在的一些地方更改就让人觉得不那么舒服。比如大庸市改为张家界市，南坪县改为九寨沟县，甚至思茅市改为普洱市等等。
当然，无论是改地名、年龄、还是民族，似乎都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运动员改年龄可以为国争光，思茅改普洱可以哄抬茶叶价格，“汉改羌” 可以营造少数民族风情，发展旅游等。但这些做法的效果值得怀疑。许多有天赋而发育稍迟缓的运动员被五大三粗的改年龄者埋没，也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能说明地名的更改对旅游业和经济有多大促进作用。就在笔者写稿时，还看到“北京市要打造百公里满族风情大道，市民不出北京就可感受满族风情”的新闻。问题是北京市区本来就有很多满族人，却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什么是满族风情，或者自己和汉族人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即便这些做法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难道就可以证明其自身是合理的吗？
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使人们的价值观逐步单一化，拜金主义盛行。许多政府和个人都形成了“只要可以发展经济、带来效益，使用什么手段都可以的”观念。因此，在许多人看来，改改民族、名字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如果我们以是否得到经济收益来判断这些做法的正确与否，就等于承认了这种价值观。
许多有识之士对这些现象提出了批评意见，指出其弊端，比如改年龄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丧失诚信、改地名中断文化传承等等。但我认为，如民族、年龄这样的东西，是上天和父母给予的，是既定事实，就像1+1=2一样，不需要任何理由，也没有人能以任何理由去更改。
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的脑筋能稍微“死”一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也就会少一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