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博客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陈澍 / 文  新浪微博

最近香港和内地之间有这样那样一些“不高兴”，几个朋友建议我写一篇专栏，谈谈自己的看法。起初，我对这个选题还真的有些保留，但再仔细想想，如果因为“风口浪尖”而停止思考和分享，这和“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又有何分别？

不过，这个话题写起来也确实有些“吃力不讨好”。想拍马屁、做“和事佬”自然没问题，但若想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能哪边都不爱听。再者，那些“不高兴”很大程度上都源於许多政府官员所谓“深层次问题”，既然是“深层次问题”，又岂止一篇专栏可以讲得清楚？

何况最近这一时间，我们可能已经接触到太多言论、观点和判断来评价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种种“不高兴”，但再看看网上的评论，许多时候几乎清一色是“你说你的，我骂我的”，令我不禁感叹究竟当下还有多少理性的思考。

*** 以和为贵 ***

前些日子，一个在瑞士日内瓦的学术机构内工作的朋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也是关於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不高兴”。我的这位朋友曾先後在上海复旦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深造，真没想到，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不高兴”如今亦会引起远在瑞士的他和家人的关注。

朋友坦言，他对香港和内地的关系越来越担心，从“双非孕妇”到“地铁进食”，再到“骂狗”乃至最近涉嫌歧视内地人士的“蝗虫论”，他说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危险信号”。如果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搞砸了，那麽许多中国的“大问题”也势必会受影响，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又比如台湾问题。简而言之，我和他的观点相近：和为贵，否则两败俱伤。

当下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令两边关系“和”起来呢？

最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开撰文指，内地与香港因为许多历史原因产生文化差异，也因此使得香港和内地之间有时“互相看不顺眼”。但曾德成也谈到，香港一直以来最引以为豪的正是港人“贵在包容”的心态。要知道香港有约半成人口是其他族裔的，香港在为包括少数族裔的本地居民创造平等机会方面，赢得周边地区乃至国际上很好的声誉。

诚然，“文化差异”绝不应该成为如今造成香港和内地之间“不高兴”的简单借口。任何地方，只要有差异，那麽差异必然是双方的，所以双方都务必思考，究竟大家都“差”在哪里。

香港人的素质就一定很高？内地人就一定比香港人不讲文明吗？这些问题都是我在网上最常见的争论。事实上，这些争论又都是以偏概全的“伪命题”，就好像我问你，“地球人”都是好人吗？当然不是，地球上有男人，有女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坏人可以变成好人，反之亦然。

当我们跳出这个大而全的所谓“香港人”、“内地人”的框框，以一种更理性的观察角度来看待、分析具体的个案，也许你会找出一定的代表性，但那也可能仅是一定程度上的代表性。问题本身不应该是“谁代表了谁”，而是如何以一种“正能量”去影响“不好的”或者说“不文明”的那些代表性，从而逐渐提高“好的代表性”的比例。

就“地铁进食”事件来看，如果网上视频中的那位香港市民可以说话略微小声一点，又或者以一种更理性的方式交予警方或相关工作人员处理，从而避免针锋相对的争吵，事情也许会有一个更“和”的了结。同时，那位带着小孩的内地乘客如果也能压低分贝，等待工作人员介入调查、解释，相信亦是一种很好的“和为贵”的代表。

提倡“和为贵”并不意味着要逾越法律规章的范畴。错了就是错了，虽然俗话说“不知者无罪”，第一次不知道，可以给予一个改过的机会，而非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事情都是“一棒子打死”。就算讲法，相信法官大人也会通常给“初犯者”一定程度的宽恕。我想，这也是大家经常可以在香港的TVB连续剧有关法庭戏中可以见到的场景吧。

*** 一些误区 ***

想必许多读者看到这里，可能已经有很多话要说了。在你说出你的观点之前，我倒是想先点明几个有关在评论香港和内地关系时常见的结论性“误区”。

内地人看香港“误区”之一可能在於那些“称谓”。比如有内地的朋友反映说，港人常喜欢到处讲“大陆人怎麽，大陆人怎麽”，听到“大陆人”这个称呼就不高兴，有歧视的意思存在。

其实未必。

所谓“大陆”即英文“mainland”的意思，香港和中国内地比，内地自然是“mainland”，按英文字面意思解释，即主要（main）的土地（land）。最近我去夏威夷，当地人也经常说“people in the mainland”，意即“在大陆上的人们”，而他们所指的大陆自然是美国本土，比如纽约、华盛顿。对夏威夷而言，那里自然是“主要的土地”。

从字面上理解，称“大陆”、“内地”皆可，两者都不带有任何歧视的含义。不是帮香港人说好话，很多香港人其实还是很爱国的。他们每年的某个月份会自发去天后的维多利亚公园聚会，但凡内地发生天灾人祸（比如2008年的四川地震），香港市民也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更有许多香港义工会亲自赶赴灾区协助工作。

不过，以前香港人对内地人确实有一些带有歧视含义的称呼，比如“北姑”，这在许多八九十年代的港片中还常听到，如今已经很少会有人提起了。最近某些香港本地论坛网站兴起的所谓“蝗虫论”倒是有歧视嫌疑，无论如何，把人比作狗、蝗虫或任何其他生物都登不上大雅之堂，相信这点亦会是香港主流社会的共识。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内地读者在评论内地与香港关系时都会不约而同批评香港“忘恩负义”，指中央政府“送水、送食品材料”给香港，每年那麽多“自由行”游客又去香港“送钱”等等。平心而论，天下没有免费的馅饼，举例来说，香港政府每年都是自己花钱买广东省的东江水，近期还签了新的购水合同，也有一些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和市民反映东江水价太贵，认为政府在买水问题上无话语权。

至于说“自由行”为香港“送钱”，的确是，但送的钱也有两面性，就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

“自由行”送来了工作机会、企业利润（但也有不少港人抱怨，利润都主要跑到那些欧美奢侈品商家那里去了，也因此间接抬高了香港的楼价、租金），却也送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这里面包括“双非”的问题（“双非”指父母都非香港居民），也有类似“地铁进食”这样的个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相对於“送水”问题较容易解释，可能“送钱”的问题在香港和内地两边因为各自视角、利益不同，会有更大的争议。个人观点认为，我们不应该否认已经实行八年多时间的“自由行”给香港带来的巨大财富收入。最近香港《明报》的一篇报导指，内地游客在过去8年半在香港花费超过5500亿元，单单以尖沙嘴为例，80%至90%的广东道奢侈品店生意靠内地游客支持，而一般化妆品店也有逾40%生意靠内地消费者“撑起”。

最近也有另一则新闻引起我的注意，铜锣湾时代广场底层的UA电影院在1月31日结业，这里对许多香港人来说都可谓是关於香港电影的“集体回忆”，新租户是大名鼎鼎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较之过去UA给的每月100多万的租金，LV最新月租报价是2000万港币。

想想也是，UA要卖多少电影票才赶得上LV卖一个包包？难怪有香港市民惊呼，若不是内地游客的强劲消费力，LV又怎麽会如此大胆投下巨资在香港新开旗舰店，“赶走”UA电影院？

*** 以德服人 ***

香港人看内地也同样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些“误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历史原因。十多年前，你找十个香港人，问他们对内地第一印象是什麽，九个人可能会脱口而出给你一个字：穷。 但是，近些年来，一些港人的心理因素反而更多地取代历史原因，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扩大“误区”的一个动因。

回归至今已近15年光阴，这15年里不要说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都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这个世界唯一不变恰恰是她每一天都在变。

世界在变，但未必每个人都能跟上变的步伐，所以也确实有部分港人的思维仍凝固在“内地穷”的这个阶段上，看到通过“自由行”计划而频繁往返于两地之间的内地“血拼族”强大购买力，从心理上而言，一部分港人确实是不服气的。

这个有关“内地穷”的误区也确实需要改一改了。所谓“穷则思变”，如果香港人觉得今天的香港比过去“穷”了（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相对应港币贬值，加上楼价不断攀升，破1997年新高，无论中央给予香港再多扶持政策，对许多港人的日常生活而言，他们确实觉得比过去“穷”了），那麽接下来可能真的要思考一下如何在下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把香港 “变”得更好，使得香港人更有钱！

世界变了，心态也要跟着变。如下这段文字是我一个朋友写的，生于上海，现在香港生活、工作。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的读者，在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大可放下某些固执的政治理念，扪心自问，这世界是不是真的变了呢？

“10年前我在香港念书时，香港同学问我，上海是不是人人有楼住啊？上海有没有卡拉OK啊！香港人在不久以前还可以说‘大不了去大陆退休’，当时他们大概没想到，今时今日是内地人来港买楼，港币贬值，也没钱去大陆退休了。才10多年，换了是谁，我想都很难接受吧？”

换一个角度思考，内地人来香港旅行也确实应该有“入乡随俗”的习惯，就好像当初许多香港学生去英国和澳大利亚留学，处处考虑港人在外的形象问题。要知道你在国外的时候，在外国人眼中你只有一个身份，就是“中国人”。这点不得不提一下日本，“二战”後的日本在文化礼节方面通过国民教育进行深刻培育，也确实令世人对大部分日本游客的举止和形象刮目相看。

一方面，内地人来港需要“入乡随俗”，另一方面，香港市民是不是也应该以一种更宽容的心态给予内地同胞一定的时间来“随俗”呢？罗马亦非一日建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是同理。以和为贵，以德服人，这需要大家的努力。以前在我读书的时候，大学里一直流行说“理解万岁”，在现在这个多变的世界环境里，“理解万岁”可能真的比什麽都重要。

诚然，这里所指的宽容与理解主要还是指“自由行”游客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其中“双非孕妇”问题是一个很特别（也是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我能理解一些香港妈妈的立场，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下，将心比心，在这个问题上要让自己做到“宽容”不容易。

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确，这是一个政策性问题，如果有错，错在政策，错在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妈妈可以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有所作为，通过法律途径来保障港人权益，而中央政府亦应该在内地进行必要的管制，从而配合香港起到“双管齐下”的作用。

前几天，见到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有一篇专栏讲好多年前，许多香港妈妈喜欢去加拿大生孩子，也因此引起当地母亲和医院的反感和抗议，专栏结尾极具讽刺，一句话击中港人心理要害：“Now, we are all Canadians.”（现在，我们都是加拿大人了）。这里的“we”指的就是香港人。

*** 深层次问题 ***

我在香港大学念国际关系时对理论课程很感兴趣，也从中接触到了“後架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代表人物有Michel Foucault。“後架构主义”一直以来很受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学术理论，而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主张质疑，好像毛泽东曾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清背後是谁，对今天的香港和内地而言亦是同理。在《苹果日报》整版刊登的“蝗虫论”广告背後是谁在主导？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背後又有谁在给他撑腰，令他敢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媒体出来“乱咬”。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彭清华日前在香港出席一个新春酒会致辞时，就孔庆东此前有关“港人是狗”言论，终於代表北京方面做出一个比较官方的回应。彭清华说：“个别内地学者发表一些不当言论，对此深表遗憾。”他也提到，有关言论不仅引起许多香港市民不满，也受到许多内地民众批评。

可见，中央政府还是注意到最近这一系列“不高兴”的问题重要性，从更深层次的政治战略意义上而言，保持香港和平稳定以及香港与内地关系的融洽，这对北京下一阶段处理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关系而言，势必也有很深刻的影响和意义。

香港和内地的“不高兴”其实亦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政府信仰”。

已故美国学者Lucian W. Pye曾著有《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sia: Culture, Nation and State》一文，翻译成中文时，nation和state有时意思相近，但也有概念上的区分，nation指一个民族，而state指国家，有时带有更强的政治含义，强调控制这个国家的政府、政权。

Lucian在文中也谈到一个有关state的信仰问题。某日，我在港大的教授问我，今天的中国人有什麽共同点，或者说中国人在考虑到“nation vs. state”的问题时，大部分的中国人信什麽？这里我们仅做很纯粹的学术讨论，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爱国理想或政治感情。

如果这个问题问美国人，很好回答，他们会说他们相信“三权分立”，相信他们现在的选举制度，相信如此选总统是正确的方法，就算当选的并不是每一个人投票选的总统（在美国，也当然不是人人都喜欢奥巴马，会把票投给他），但他就是美国这个state的最高且符合大部分民意的领导人。如果这个问题问香港人（当然，应该明确的是香港不是一个国家），许多香港人会说香港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法律的公平、公正。

所以，香港人信什麽？香港人相信法律。

也正因此，虽然上到政府，下到民众，大家如今都明白“双非孕妇”是一个问题，但因为有2001年时香港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判决在先，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在香港出生就自动获得香港居住权，日後可享受香港的各项社会福利，这是雷打不动的事实，受香港法院和法律的严格保障，除非政府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重新的定义性解释或修改。

Lucian认为“nation-state building”（民族-国家、政府建设）需要一个过程，有些国家、政府做到了，有些还没有。中国，又正处於这个过程中的哪个阶段呢？

正因为这些或那些的“不高兴”，令我想到也写下如上的这些文字。（完）

（编者注：原文发表于沪港小生网站(http://www.mrshangkong.com)，经作者授权，现于路透中文网转载。作者生于上海，现居香港，供职于《南华早报》，此前曾在路透社、道琼斯金融通讯社等媒体工作多年，著有《外资银行在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