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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亚洲私募股权记者 陈澍 / 文

十月的一半时间是在路上度过的，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风情，等我再回到香港时，日历早已翻过十月，夏天也终於和我说再见。

香港于我而言还是一个“新家”，新到尽管我开始习惯称她为“家”，但在旁人看来我毕竟还只是一个“外人”。某天一个上海朋友给我打电话，电话里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家里”。对方忽然忙问我：“你又回上海了？” 我连忙解释：“没有，我在我香港的家里。”

图片说明：香港九龙尖沙嘴风景。（摄影：陈澍）
“噢，你是说你在香港的屋子里，那不是家。”我的朋友解释说。其实他说的有点道理，家是一份非常人文化的情怀，好像有钱买大房子的人未必有一个开心的家，或者他（她）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属於他（她）的家。

我有一个香港朋友，这里暂且称他为C。C的父亲祖籍江苏无锡，母亲来自广东中山，太太是新加坡人，类似这样的家庭的背景在香港可谓司空见惯。某日正好和他聊到关於“家”的问题，C说其实“家”不同于“家乡”，他们可以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地方。

“家乡”是你出生的地方，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说的“根”，至于“家”，更主要看你长期居住在哪里，又和谁生活在一起。

C的父亲年轻时加入国民党，从无锡老家远赴重庆帮美国军队修飞机。1949年内战结束，历史的车轮阴差阳错地把C的父亲送到了香港。在香港，C的父亲认识了同样来自大陆的C的母亲，于是有了C，于是香港对这三个人来说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成为了他们的“家”。

每次听身边的人口述那个年代的历史总会让我有种按耐不住的激动。如果世上真有好像科幻片中常见的“时空穿梭机”，我会很想回到那个年代去亲眼见证那些缠绵悱恻，那些悲欢离合，当然还有那些不容忘却的国破家亡。

我想在那个年代当记者应该是上辈子修得的福气，历史的点点滴滴就这样透过你的手一笔一划给慢慢勾勒出来，然後又慢慢沉淀下来。

也是1949年，我的太外公同样面临一道历史性的选择题：去香港，一切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新家”？还是留在上海尽可能保全他的“老家”。临上飞机前的一刻，他还是选择留下。于是他和他的家人乃至後代继续在上海生根发芽。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酸甜苦辣，有悲欢离合，好在大多数时候一家人还是不离不弃，相依为命。

经历过“鬼子进村”，经历过“国共和谈”，也经历过新中国成立，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外婆今年已经80多岁了。如今我每次回上海，不管是休假还是出差，总是尽可能多抽出一些时间去探望她老人家。对我来说，她不单单是“家里人”，是长辈，更是那个年代的“活历史”。

外婆年纪大了，常喜欢唠叨一些往事，如今每次见到我从香港返回上海看她，聊着聊着她都会情不自禁问我同一个问题：“要是当年你的太外公决定去香港，今天我们这一家子又会怎样？” 我总是和她开玩笑说：“如果太外公和你们当时都去了香港，可能这个世上就没有我了。”

我还有一个朋友，这里称她为J。J在北京出生，父亲早年是中国常驻美国的外交官，于是她在华盛顿长大，後来回国读书，再後来又出国读书，然後又回国，然後又出国。

就这样来来回回，忽然就是二十多年的光阴，这二十多年中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时光却都不是在她的家乡北京度过的。

去年有一次她回北京探亲，之後很是感慨地和我说，北京于她而言如今似乎还没有香港或者纽约来的熟悉，除了最近几年首都好似脱胎换骨一般的发展令她惊讶，日渐稀松的同学和朋友关系也难免令她有些彷徨。

不过好在她那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陪她走遍世界各地，到哪里都会让人很容易猜到她的家乡是北京。半年前，她最终还是选择回纽约，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说，纽约好似对全人类而言都可以算是一个“明日新家”。

信佛的人常说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轮回，有因必有果，只是很多时候那些因果关系对我们凡夫俗子来说不能一目了然罢了。

家在何处，就跟着自己的心走吧。（完）

（作者陈澍，80年生于上海，08年去香港工作，上班用英语报财经新闻，下班拿中文写人情世故，钟情维港的天星小轮，难忘外滩的风情万种，频繁往返于两地之间，发现许多往事原来并不如烟，想留住更多霎时感动，于是有了专栏《沪港小生 Mr. Shang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