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博客

(北京)索飞鸭/文

我背着电脑，拎着个大皮箱，里面差不多装了整个家——包括床单枕套吹风机几大件，药品护肤品化妆品必需品五颜六色几小包——前一天还呼哧呼哧去空调房上班，第二天一早就噼里啪啦地空降到宁夏银川附近平罗县陶乐镇去支教，一行除了我们这个CAI（“儿童才艺行动”）培训团队外，还有二十几个世界各地来的英语夏令营小老师们。

一夜之间，这个小镇开始“被全球化”了。

CAI团队的任务是培训平罗全县一百多位中小学教师，主要是为了提高软技能，引入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法。核心老师有哈佛教育系毕业的，有在新加坡从事特殊教育的专家，和中国中学教育领域走在最前沿的资深教师。

（2009年8月5日，宁夏平罗县陶乐一中教学楼。 摄影：索飞鸭）

我也被冠以“老师”的头衔，来之前被这顶帽子压得惴惴不安，因为教龄也就三年，而且都是兼职。这次仗着英语优势过来帮外籍老师做助理和翻译工作。一路走来虽被尊称为老师，可是还是被许多人眼神打了问号，而且他们经常看到我举着大块头相机卡嚓，缓缓移动着摄像机叮咚，这个让大家紧张局促甚至有些不知所措的小老师，到我们陶乐这里干嘛？

**被遗弃的世外桃源**

陶乐镇原本是县，在前几年因为人口过少，地方官员要政绩，遂把陶乐降格和其他几个地方一起被并入平罗县。这样恶性循环导致更多人才流失，外出务工的人增多，只剩老小守祖屋，所以几近沦为空城。

今日的陶乐依稀可见昔日的繁华——那些关门大吉的酒店商店餐馆的牌子还未摘除，宽整的马路上穿行最多的不是汽车，而是青蛙和狗狗，路边的草坪里放养着羊，在那里无聊地咩，只有五颜六色的花儿在和它们对答。

这里晚上十点就关掉路灯，因为实在没人出来走动，出来会踩到青蛙。

尽管如此，这和我设想的支教生活还真是太风马牛不相及了——没有漏风的木板棚，我们住的是当地招待所，一切看上去都和北京的小旅馆无异，除了经常没有热水澡洗。没有一日三餐不变的糙米咸菜加土豆，而是换着样儿的菜肴和美味面食。

这里人对于吃饭的时间有种近乎严苛的准时，早上七点半早餐，十二点午餐，六点晚餐。 并且还强调了好几次吃饭不要迟到。外国人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对吃饭有仪式般的不可侵犯感。可我觉得，让厨娘坐在厨房里，愣愣地望着地上的一堆菜发呆，这是一种残忍。

（CAI宁夏培训活动中，老师们在做品格游戏时，紧紧地把手握在一起。 摄影：索飞鸭）

除了一下馆子就拉肚子的不愉快经历，这儿的一切都优越得不真实。阳光普照的早上，这里的天空还会惊现彩虹……

**从六十到一百二到更多**

刚到陶乐的第一天就给我们一个大意外打击。我们此行主要培训对象是普通高中陶乐一中的老师，这也是最初我们联系接洽的学校。后来支教的消息传到县里，教委觉得既然是好事大家应该一起分享，于是县里上上下下的学校又加了二三十所，每所学校三个老师的指标就这样下放出去了。

我们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离开课只有不到20个小时。

陶乐的老师不知道，从六十到一百二十人，对于备课老师会有多大的影响。他们以为只是把教室从小号的换成大号的那么简单。而这正是中外标准教学形式上最大的差异之一——西方多为小班授课，可以进行各种分组活动，而我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班听老师一言堂，分组顶多就是同桌之间讨论一下而已。

这次多少令外教感受了在中国当老师的难处。但临时调整教学方式是不可能的，你无法让吃惯西餐的人从头到尾都啃白米馍馍。CAI的领导当下做决定，把一百二十人分成先后两期班，我们把课程压缩，不能劝退想来培训老师，一个都不能少。

之前两个月密集备课的成果，有一些就不得不忍痛割舍掉。从豪华版到精简版，减少了品格游戏，去掉了下午茶时间，成了名副其实的集训营或速成班。

我们的出发点和宗旨，是给老师们带来更广更现代的视野，侧重软技能的培训，其中的亮点有六个：
——“教学反思”让教师理解系统性地反思并改进教学方式的重要性和方法；
——“分层教育”让具有各种学习偏好的孩子都能被兼顾到；
——“行动研究”让教师意识到课堂其实就是个实验室，需要用有效的方法搜集证据进行推理；
——新的“教学评估法”颠覆了过去只凭具体的分数对学生进行评定的死框架；
——灵活多变的“分组教学”提供了更多可行性方法；
——“特殊教育”更是打开了教师们对之前完全无意识的自闭症、多动症、阅读障碍等学习障碍的眼界……

这些“新式”教学理念和方法，最开始我自己都心存嘀咕——会不会让人消化不良？身为从小接受典型中国教育的人，从中国人的思维角度来看，西部教育可能更需要的是硬件培训，如何让老师们更好地让更多孩子考高分上大学走出去从而有机会改变家乡的面貌。而西方人的那套可能无法满足这一现实的应试需求，我知道很多来上课的老师开始也觉得这套餐有点华而不实。

在帮助老师讲课，并逐渐领会到这些教学理念的精髓的过程中，那个当年站在讲台桌上的自己也突然回来了。对照这些系统的理念和评估方式，我常常陷入反省和自责之中。当年根本没有这些意识，完全是模仿我自己老师们的方式在教书，忽略了一些需要我关照的学生，忽略了对教学方法的调整和改进。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里至少会有三分之一和我有同样的自责，而这一定会作用于行动带来实际的改变。这在无形中其实是提高了教师软性素质，而通过一位教师带成百上千名学生，这种影响可能会更加深远。

在他们上课的积极性上，在我拍摄的照片里，在他们认真填写的反馈表里，我看到了欣慰，和希望。

**宁静的理想主义**

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和班上几个人跑到青海大通短期支教。那时就是个愣头青，高举着支援西部的横幅被理想主义打了鸡血，不知道该怎么讲课，就知道站在孩子们面前傻笑，但还是觉得自己登上了世界之巅。

后来陆续有关于支教的报道，其中一件比较轰动的是云南德钦白马雪山的“大众慈善学校”志愿者和校长的冲突和决裂，另外一件是被我一位学长改编成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关于迪庆明永地区志愿者马骅支教不幸坠入澜沧江的挽歌。在这些人身上，喷薄着涌动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和哲学意味深厚的对于人生的探索精神。

（2009年8月10日，CAI培训课上，老师用橡皮泥涅出CAI的标志送给我们。 摄影：索飞鸭）

在和别人讲要去支教的时候，我的语气是平静的，内心虽有点特别的荡漾，但这已经是八零后特有的带着点实用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了，我只是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想在做白领之余再发挥一些余热。这和有些人去孤儿院敬老院去慰问的性质是一样的，我不会因此觉得自己是英雄，我已经告别了那个英雄主义的年代了。

不甚理解我的人就觉得我是个愤青，傻帽，个人英雄主义者，但其实我一点也不愤怒，不是说我看不到地方存在的各种问题，而是愤怒绝非解决的态度，我去做，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只是在做一位志愿者。

真正我让我觉得振奋的，是让身边的人知道我在做什么，让他们知道有种可以从都市逃逸的出路而慰藉而憧憬。已经有很多人表示要加入这样那样的慈善事业，也有很多人正身体力行地去付诸行动，他们有学生、蓝领、白领、银领、金领，阶层不同，但都是善良的行动派。

这个草根的力量是微薄的，也是强大的。所以需要规范和指引，需要理性的思考，不是愤怒的咆哮。

在陶乐教学结束和老师座谈的时候，一位老师略带尖锐地评价说：“我觉得你们讲课非常生动而且充满激情，但你们这是三天的课。可是如果像我们这样教三年，三十年，就很难不厌倦，很难保有像你们一样的激情了。”

我站了出来回答他：“我们这份激情的背后，说到根本上其实是人性中最朴素的善良。善良是施予不完的，因为它会源源不断地自我补给。我相信身为老师，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只要有这份善心，激情是不会轻易地熄灭的，而且总会有像我们这样的志愿者不时地来唤起你们的激情的。”

我之前一直以为，做志愿者只是单向的付出和给予，但这次在宁静的夏天，在宁夏，我最后却发现自己像充满了电一般持续地快乐，疲惫但依然有活力。不仅得到大家的肯定，重新找回自信，体会付出的快乐，而且在团队合作中和来自各地的人，和有文化和宗教差异的人沟通并结下深厚的友谊，这些比去旅行更有意义。

那位已逝的志愿者马骅在《变老之前远去》中说：

“既然觉者如释尊告诉我们生老病死是轮回的巨流，既然饕者如浮士德都不能让美好的时光停留一刻，既然那个早夭的酒鬼克鲁亚克曾经喊过：‘永远在路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变老之前远去呢？”

还记得当年看这出戏时眼角的湿润，在我远去的时候，我在黄河上看着泥水静静流淌的时候，我为马骅唱了一首歌，旁边是一大片的向日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