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博客

石岩/文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对烟产品消费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在把消费税率最高调至56%的同时，额外再加徵5%的从价税。关於此次政策调整的原因，税务总局称，是“为了适当增加财政收入，完善烟产品消费税”。

（2009年1月28日，北京某春节庙会的一名表演者边抽烟边打手机。 摄影：路透/Jason Lee）

尽管对於增加财政收入的初衷，当局并不讳言，然而提高烟草税的决定，还是赢得了海内外舆论的一片叫好。有统计显示，中国是世界上烟民最多的国家，国内每年死於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达100万，倘不加以控制，到2020年，此数字有望刷新至220万。而提高烟草税，可以显著降低年轻人、未成年人及低收入者的抽烟几率。此次“寓禁于征 ”的方式，显然对於国人健康大有裨益。

然而，对於某些乐观人士的过度解读，笔者还是要斗胆泼上盆冷水。因为不论从新办法本身，还是从另外各个相关层面看，国内的禁烟战斗都只是个开始，而远非上述人士一厢情愿的“里程碑”。

首先，新办法“寓禁于征” 的思路尽管赢得了各方嘉许，但其中对於甲乙类香烟分类标准的调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该办法将70元以下50元以上的品种从甲类降为乙类，这就意味着这部分香烟的税率不升反降了。而现实情况是，这部分中低档烟在市场上占有很大比例，这就给此次禁烟效果打上了一个不小的折扣。

其次，有鉴於普通香烟之外，还存在有对消费价格并不敏感的“高价烟”一族。这部分送礼专用的香烟，向来是“买者不抽，抽者不买”，它们的存在不仅滋生了腐败，而且为烟草企业的利润留足了巨大的可压缩空间。烟草企业倘若不愿提高中低档香烟价格，亦可以考虑用“高价烟”的利润对後者予以补贴，这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策的效果。

其三，众所周知，在国内，立法是一回事，而执法又是另一回事。有鉴於此，笔者宁愿对於新办法的顺利执行持观望态度，因为在许多地方，烟草行业是地方的纳税大户，经过多年发展，它们的利益已於地方政府的利益纠结在一起，难分彼此，此前不久曝出某地强制公务员抽本地烟的红头文件，便为佐证。在此情形下，深得烟草之益的地方政府能否有决心拿自己的财神爷开刀？被政府惯坏了的烟草企业又将如何轻易就范？这其实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税收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其四，需要明确，除了以上所列烟草消费者之外，还有一个烟草消费大户不应忽略——各级政府。长期以来，政府利用大量公款购买烟酒，早已不是什麽秘密，这不仅造成财政的巨大浪费，更影响了政府形象及办事效率。不久前，中央已对地方政府公款买烟的现象予以叫停，并承诺将在10月份对各地党政机关经费支出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然而，倘若这些事关纳税人权益的详细经费支出不能为纳税人所知所监督，那麽仅靠政府突击式的抽查，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最後，笔者想说，对於攸关民族健康的禁烟大业，政府所表现出的热情，还远远不够。且不说此次新办法的推出仍是“为适当增加财政收入”，专家分析，该办法所规定的新税率，还有相当的上调空间。众所周知，中国在2003年就加入了《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中国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也许有些人还在抱定经济至上论为之开脱，但笔者要说，一份以牺牲民族健康为代价的繁荣，即便再精彩再炫目再让人惊叹，也注定失去其原本的意义！

（作者为北京某高校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