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博客

澳大利亚读者 孔保罗/文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1.  50万亿人民币流向何方？

近些年来，中国金融资产发展速度非常惊人，估计目前总量已经超过70万亿人民币，约占世界金融总量的5%到6%，而在12年前，还仅为1%左右。应该承认，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成就。可以预言：即使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金融资产还是会继续猛增，而且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必将越来越大——“中国经济打喷嚏，世界经济就感冒”的时代即将来临。

（2009年5月9日，夕阳西下时分的上海市中心某建筑工地。 摄影：路透/Aly Song）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坦诚地指出，金融信贷体系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这就是相对资金过剩。通俗地说也就是钱不能安全稳妥及时地借贷出去，而且资金量巨大。2008年9月温家宝总理坦承：美国是借钱消费，中国是存钱不消费，两者都有问题。中国储蓄达4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20万亿是居民储蓄，相当于中国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而现在这种资金量已经接近50万亿，且有2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中国金融信贷体系的这种资金流动困境，毫无疑问是一种极其巨大的浪费，同时也给中国金融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其巨大的风险和危机——现在不少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政府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颇为不满（据中国著名财经报刊《第一财经》的调查，超过74%的经济学家，反对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但是金融信贷资金必须流动，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体系必须把资金吸引进来，同时又安全、合理、稳妥地借贷出去，否则金融体系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而当50亿人民币巨额资金面临着“借不出去”的困境，而且又有着巨额的美元储备，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以其实现资金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但是也必须承认：一个人均产值尚属低水平的国家大量借钱给世界上最富有国家政府，的确是极其不正常的，也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的。温家宝总理最近也表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尤其可悲的是，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乃至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对中国的这种“慷慨”并不“领情”，他们认为美国和西方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中国这种数十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没有流动起来。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巨额资金相对过剩问题，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而且相对于购买美国国债而言，也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所在。突破巨额金融信贷资金的流动困境，是中国不能不尽快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2.  为什么50万亿人民币找不到方向？

有人认为，中国金融信贷体系之所以陷入资金相对过剩的困境，是因民众储蓄过度，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因为民众储蓄目前只有20余万亿，而相对过剩的资金已经接近50万亿。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相对资金过剩归罪于民众储蓄过度？

中国在放弃计划经济后，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自然随之而相应调整，这种调整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百端待举，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金融的基本问题就是缺乏资金。招商引资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不过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已经阶段性终结，百端待举、百废俱兴的局面已经阶段性结束。因此对于资金的大量需求已经告一段落；另一方面，前一个时期巨大的投入也带来了丰硕成果，形成了巨额积累。因此至少从五年前开始，中国的基本问题就已经不是缺乏资金，而是资金相对过剩了。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银行的存贷差，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巨额资金相对过剩”——目前近50万亿找不到安全的出路，关键问题也就在这里。

可见中国金融信贷体系的“相对过剩资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告一段落的必然结果。可以预言：如果中国没有一个新的百废俱兴局面出现，中国社会的这种资金相对过剩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而且中国经济根本不可能继续稳定高速发展。我们甚至可以预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发展，将会面临日益严重的困难，因为至少在未来一个阶段，中国相对过剩资金还会继续增长，所以目前的50万亿并不是一个最终的数字！它很可能在今年底就会发展到60万亿，甚至更多，同时美元储备也会进一步增长。因此中国金融所面临的资金流动压力会进一步增加（中国非常可能会进一步增持美国国债）。

由此可见，当前的巨额资金相对过剩，与民众储蓄无关。要解决中国的相对资金过剩问题，要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经济就必须有产业结构的新调整，必须形成一个崭新的百废俱兴，从而带动数十万亿人民币的合理流动。没有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中国金融信贷体系资金流动的困境是不可能在短期内突破的。

3.  相对资金过剩危机：中国经济学家的危机！

坦率地说，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这种资金的相对严重过剩局面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扩大投入或刺激民众以当前的储蓄消费，就可以造成市场需求（所谓扩大内需），同时带动经济的发展。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多次出现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房地产投资过热、劳动密集型产业调整缓慢等现象，它破坏了国民经济部门间、环节间的平衡和协调，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强硬的行政手段（如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建战线、压缩基建规模、降低房地产过热等）使国民经济保持平衡和协调发展。这种现象反复出现，给中国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现在各地政府为拉动内需投入巨大，已经超过30万亿。这会不会造成又一次“过热”的确令人担忧。中国经济应该避免再次出现这种“危机”。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金融信贷体系的这50万亿相对过剩资金，实际上是产业结构调整告一段落之后的必然结果，只有出现一次新的产业结构革命才能化解这一问题——这就是说需要新型的核心产业，带动整个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百废俱兴，借此来消化这50万亿相对过剩资金。没有这种新型的核心产业，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相对过剩”问题的。因此中国实际上需要的是可以激活新一轮的百端待举的新核心产业。采用凯恩斯模式，由政府加大投入来带动“有效需求”，会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次新的产业结构革命，从而导致一批新型的产业形成，因此可以安全稳妥地消化50万亿人民币？显然是不可能的。

还必须指出：面对中国经济相对资金过剩，有些经济学家从传统经济学出发，主张采取措施刺激民众以当前的储蓄来消费。我们承认这种主张是合理的，可是却未必适合中国目前的资金相对过剩。因为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储蓄有着明确目的，这就是要用于个人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及养老等等，并不是要把这些钱带到天堂去的，并不是不消费。在社会保障没有得到全面保证之前，诱使民众改变储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对于民众而言，这种消费无异于浪费。如果认为民众连这种基本判断力都没有，那是非常可笑的。

再退一步而言，即使民众被诱导，不顾一切地消费，也不能造成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革命，而且还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他们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怎么办？所以刺激民众以当前的储蓄来消费，是不妥当的。中国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束缚，来解决“资金相对过剩”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目前的巨额资金相对过剩并非都是坏事，它也为中国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只要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可以激活中国新一次产业革命的新型核心产业，那么这种过剩的资金就会立即转化为亟需的资金。所以，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工作是：怎样建立新型的核心产业，来激活中国社会新一轮的“百废俱兴”，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的整体性增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