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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北京分社研究员 余乐/文

辞旧迎新之际，总是媒体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之时。的确，2008年中国着实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小情，涌现出了形色各异的新闻人物，诞生了诸多很雷很山寨的名人名言，如“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做了三个俯卧撑”、“你们算个屁”等等，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如果要从这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闻事件中找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来，做为过去一年的最佳注解的话，我认为非“谢亚龙下课”莫属。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取信息，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将其遗忘。无论多么大的新闻，莫说上个月，上个星期，就算是昨天还俨然街头巷尾的谈资，占据人民大众的口舌之端，今天都完全有可能被更新更黄更暴力的事件打入冷宫。“谢亚龙下课”对于刚刚跨入2009年的我们来说已经显得有些陌生，但就在几个月前它还曾经是全国人民最喜闻乐见，流行度最高的语录之一。

谢主席的名字出现在中国足球队参加的比赛中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出现在巴西和阿根廷队的奥运会决赛中，让球王马拉多纳都摸不着头脑，最多也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但其在网络和现实中的疯狂蔓延之势远不止此，令人瞠目结舌。记得当时一篇以“谢亚龙下课！”为题目的帖子名列某著名BBS的当日十大之中，而该篇帖子的内容和众多网友的回帖竟然都只是简单地重复“谢亚龙下课！”这句话，而毫无实际内容。许多人的网络签名档换成了“谢亚龙下课！”，报纸上与体育完全没关系的文章末尾要加一句“谢亚龙下课！”，就练熟人见面问候语也改成了：“谢亚龙下课！”，大有取代“您吃了吗？”的趋势。

千万不要小看了“谢亚龙下课”的力量。它的贡献绝不仅仅是使亿万郁闷了几十年的中国球迷一抒胸中之臆，也不仅仅是让上至体育总局的崔大林副局长，下至“球霸”李玮峰的诸多中国足球工作者们有了个“顶雷”之人，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谢亚龙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被广大人民群众公开要求下台，且此要求未遭任何形式打击报复的国家高级官员。

谢亚龙先生身居国家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之职，属于正局级干部。虽说在北京这个地方人外有人，但也别拿正局级不当干粮。要知道，从局级往上就属于“高干” 了，可以享受种种特殊待遇，更何况地方上，不要说正局级（相当于地级市市长），就是比之级别低很多的官员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达官显贵，要不酒后打护士的海南省林业厅某大人怎么会在被逼急了之后说出一句：“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是处级干部”这样的话呢？

中国历来有官威不可侵犯的传统，只有上级干部有资格批评下级干部，老百姓批评父母官则多多少少属于禁忌的范畴。时至今日，仍时有普通人因“说领导坏话”而招致牢狱之灾。因篇幅所限，就不再祥举其例。至于说上万人在万众瞩目的公开场合，在全球电视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齐声呐喊，指名道姓的要求一名正局级干部下台，且未受到任何形势的阻拦、劝导和秋后算账，更是闻所未闻、不可想像之情景。而这种情景，就借着奥运的东风、国足的臭脚和谢亚龙先生的个人牺牲而实现了，且可能收到了效果（谢亚龙虽然没有被正式免职，但自奥运会结束至今一直没有履职）。这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走向言论自由，社会更加开放、宽容的重大标志。

那么，为中国社会进步当了一把垫脚石的谢亚龙同志冤吗？从某种角度说是的，而且是很冤。首先，中国足球踢得臭，主要应归咎于体制。责任显然不能由谢亚龙一个人承担。其次，谢亚龙至少是一个勤勤恳恳，认真敬业的干部，他的错误充其量也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没有完成工作任务而已，对社会的危害也仅仅是让广大球迷不爽而已（兴许广大球迷反而骂得挺爽）。这与那些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官员相比，简直好到天上去了。如果这样的干部也要被千万人高呼下课，那很多干部完全可以被枪毙好几万次了。

谢亚龙之所以蒙受此冤，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足协的尊严没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足协本身是一个名义上的民间组织，足管中心才是政府机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谢亚龙平时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足协专职副主席。同时，体育毕竟不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事业，体育官员被喊下课不至于弄出太大的乱子。因此，喊谢亚龙下课要比喊其他高干下课安全系数大得多。更何况在体育场这么一个环境里，上万人一起喊，就更是法不责众了。

第二，许多地方官员可能都存在着懒政、庸政、乱政的问题，但是由于政府信息不够透明，老百姓对这些问题无从知晓。谢亚龙则身居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局级单位，长期曝光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其一言一行都会在极短时间内传遍全国，接受亿万网民的审查。从这个角度讲，大部分官员只需要糊弄好上级就可以稳坐钓鱼台，而谢主席则必须在糊弄好上级的同时糊弄全国人民，这个难度就太大了，就是神仙来了也不一定能做得好。一句话：想不下课都难。

谢亚龙同志虽然有点冤，但是牺牲他一人，造福了中国足球事业。倒不是说他的下课必然导致中国足球的振兴，但其下课的过程和原因必然会引起继任者和上级的深思。他们一定会想，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让球迷满意，免得自己也重蹈下课的覆辙。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的执政能力、服务意识就会得到提高。因此，如果我们所有的政府部门和领导也能像谢亚龙同志学习，更加宽容地对待来自民间的批评意见，甚至是下课呼声，更加开放地对待媒体和群众的监督和质询，政府的执政能力一定能上一个台阶，能让群众更加满意。

有人说2008年是奥运年，有人说是灾难年，也有人说是中国公民意识觉醒的一年。我最赞同的是后者，因为无论是在奥运会期间、地震灾难面前，还是瓮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之中，我们都能看到公民意识觉醒的迹象。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对此缺乏准备，也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公民在表达自己的诉求时往往引发出暴力事件，出现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在这个方面，“谢亚龙下课”无疑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表率作用：群众用理性、和平的方式，有效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政府部门平静地接受了诉求，并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这种模式能够推而广之，肯定是中国的一大幸事。

因此，我愿意在这里重复一遍我心目中2008年最激动人心的一句话：

谢亚龙下课！（完）